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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另一种蔓延全球的“疫情”

原标题:孤独,另一种蔓延全球的“疫情”

编者的话:“在过去数十年,孤独已从个人不幸升级为一种社会流行病。”英国工党议员雷切尔·里弗斯2017年底说出这番话时,正是她领导的“孤独委员会”刚完成孤独问题调查报告之际。很快,时任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应报告建议,任命了世界上首位“孤独大臣”。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多国采取封锁措施,孤独问题加剧。去年,日本自杀人数创下自2009年以来的新高,一个月前,日本政府也设立了“孤独大臣”。受孤独困扰的绝不仅仅是这两个国家的民众。在世界多国,“一人家庭”越来越普遍,邻里关系越来越疏远;技术进步为远程工作、即时通信带来便利,也让人们面对面交谈的时间在减少。这些都给孤独感埋下隐患。2020年至今,新冠肺炎疫情令全世界绷紧了弦。正悄然蔓延的孤独问题同样值得警惕,有研究称,它对人体的危害“比每天吸15支烟严重”。

从孤独到“孤独大臣”

《环球时报》记者生活在伦敦西区的一个小镇,人口不到两万,其中70岁以上住户占近四成。邻居琼今年77岁,丈夫去世后一直独自生活在三居室的房子里,她有两个儿子,一个因患病很少外出,另外一个每月来看望母亲一次。记者两次受邀拜访老人,看到她将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却也能从中体会到她的寂寞。

琼告诉记者,她常常站在窗前观察周围人家的进进出出,这是她的消遣方式之一。但琼不会总是和邻居打招呼聊天,因为按照英国人的生活习惯,见面交谈最好事先打电话或发信息预约。琼说,如果真把邻居请到家中,她不知道能有多少话题可以畅谈。

在英国,65岁以上人群中大约有1/3独居。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全英至少20万老人在一个月内没有和亲友说过话。不过,任何年纪都可能受困于孤独。“无论年轻还是年长,孤独从不歧视任何人。”创建“孤独委员会”的英国已故国会议员乔·考克斯曾经这样形容。英国国家统计局去年4至5月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大约260万英国成年人“经常感到孤独”。

去年3月英国“封城”之前,《环球时报》记者在伦敦市区一家酒吧碰到独自坐在墙角饮酒的怀特,他在一家啤酒厂工作了20多年,不到50岁。怀特开玩笑地说,自己最不稀罕的其实就是杯中酒了,因为工作时总会闻到,但如果不在酒吧待着,他又不知道去哪里。“年轻时错过了婚娶的机会,我一直独自生活,”怀特说,“随着工厂机械化生产规模越来越大,工友们越来越少,我能聊天的对象只有收养的流浪犬。”

大约十年前,《环球时报》记者在伦敦地铁站等车时,一名老妇颤颤巍巍地走来,见她没有站在身后排队的意思,记者便礼貌性地后退几步,没想到地铁驶近后,她纵身跳下。作为目击者,记者到警察局录口供,与警员交谈中得知,这样的情况几乎每月一宗,自杀者的年龄与社会身份各异,很多都有孤独或抑郁背景。

“有研究已经证实,孤独比每天吸15支烟对人体的危害更大。”曾任英国最大老年人慈善机构Age UK的首席执行官马克·罗宾逊说,孤独是一种“无声的流行病”。香港01网站说,负面情绪会影响身体健康,有数据显示,一旦陷入孤独状态,患冠状动脉疾病风险增加29%、脑中风风险增加32%。

“孤独是现代生活的悲哀,影响了数百万人的生活。”2018年,时任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决定设立“孤独大臣”这一职务。英国政府之所以如此重视孤独带来的挑战,首先要归功于乔·考克斯,她2015年当选国会议员后,便成立跨党派小组“孤独委员会”。

考克斯出生在英格兰北部一座小城,是家里第一个大学生,毕业于剑桥大学。然而刚进入大学时,考克斯深受“文化冲击”,开始被孤独感包围。“来到剑桥我才意识到,你来自哪里很重要,你的口音很重要……你认识谁很重要。”考克斯曾对《约克郡邮报》讲述道,“我的口音不对,我不认识‘对的人’,暑假里我在爸爸的工厂里包装牙膏,但同学都在享受‘间隔年’。”

考克斯另一段倍感孤独的时光是生下第一个孩子后“独自”在家。“我只想和一个成年人有一点正常的谈话。”她经常对妹妹利德比特这么说。

考克斯自身的经历令她在从政后特别关注孤独问题。不幸的是,她因反对“脱欧”在2016年被一名极右翼分子射杀。之后,“孤独委员会”由考克斯的妹妹和朋友雷切尔·里弗斯接管,并于2017年底发布调查报告,要求政府设专门职位来解决孤独问题,这便有了后来的“孤独大臣”。

2018年至今,英国共迎来3名“孤独大臣”,其间,政府提出“终结孤独倡议”。消防队也开始接受相关训练,除了查看民宅的防火安全,还要注意住户是否有“社交隔绝”的现象。英国政府还投入1150万英镑建立“共建联络”基金,用于126个社会公共项目,比如培训年轻人如何陪伴老人,帮助老人熟悉数字化生活。

近年来,更多致力于“终结孤独”的民间机构在英国成立。比如名为Open Age的组织每周在伦敦市中心组织上百种活动,包括缝纫团体、时事讨论会、阅读俱乐部、体能锻炼、电脑班。该组织成员也会上门探视,想办法让独居者出门走走。

“我肯定是要‘孤独死’的”

“我肯定是要‘孤独死’的。”《环球时报》记者的采访刚开始,森田就这么说。现年52岁的他从事软件开发工作,收入还可以,长相也不错,“曾经离结婚很近”,却由于种种原因单身至今。母亲过世后,森田与80多岁的父亲、十几岁的宠物狗小梅一起住在东京郊区。

“年轻时经常和朋友聚会、出去玩,不用为家里的事情操心,没尝过孤独的滋味。随着年龄增长,朋友各自组建了家庭,联系越来越少,一个人的时间多了,就开始胡思乱想,”森田对记者说,“前阵子父亲因病住院,我深夜看着垂垂老矣的小梅,就想到不久后,这个世界上再无我的亲人,一股恐惧感顿时涌上心头。”

“孤独死”最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出现于日本媒体报道中。日本《朝日新闻》引述一项调查称,如果以“在家死亡两天以上”定义“孤独死”的话,那么日本每年大约有2.7万人以这种方式离世。去年11月,日本民间机构“孤独死对策委员会”发布的报告显示,“孤独死”的男性平均年龄是61.6岁、女性60.7岁,男性死者人数是女性的5倍,死因主要有患病、自杀、事故等。

令《环球时报》记者感到有些意外的是,正在日本某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宫本也发出“就算我死了,也不会有人知道”的感叹。“我常常有这种感觉”,她说,上大学后,一直是自己租房住。日本大学几乎没有学生宿舍,独居是主流。

宫本的博士课程已进入第4年,为尽快完成论文,她不得不长时间闷头“做学问”,以前遇到问题还能和导师面谈,但如今由于疫情的关系,为数不多“和人说话”的机会也被发邮件取代。为防止感染新冠病毒,宫本还把研究场所从图书馆转移到家中。“彻底见不到人了,”她对《环球时报》记者说,“论文写不下去时,我会一个人去唱卡拉OK、吃烤肉,生活里的任何环节都可以不用和第二个人接触,省去了人际交往的麻烦,但孤独感也在加重。”宫本有时也会翻看手机通讯录看看能联系谁,但在日本,承认自己孤独似乎是一件“丢脸”的事情,所以她最终宁愿在网上搜索“如何对付孤独”,也不会主动联系别人。

2020年,日本自杀人数创下11年以来新高,达到20919人,是日本新冠肺炎累计死亡病例的两倍多,其中以女性和中小学生(截至去年11月为440人,创下30年以来的纪录)人数增幅最大。

有分析称,上世纪90年代以前,日本人很重视邻里交流,会参与到某种社群中。但之后,社会逐渐转为以小家庭为主,邻里关系因此越来越淡薄。而去年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社会隔离加深了日本长期存在的孤独问题。有日本学者亦观察到,“孤独死”现象会在重大灾害发生后出现显著恶化,比如1995年阪神大地震后也有这样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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